节能减排也能审计？空气污染严不严重，企业排放达不达标，能不能够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，这些不都是环保、工信等部门管的事吗？不但许多普通人感到新鲜，就连审计人员也都是在这样的领域尝了一回“头啖汤”。

  2009年10月起，审计署组织了18个特派办就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使用、重点行业落实节能减排政策情况，先后两次进行了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。

  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，审计就要跟进到哪里。在审计署农业和资源环保审计司司长黄道国看来，节能减排中动用到的国家补贴资金需要审计，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，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则是，“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予以披露，对相关的漏洞予以填补，对缺失的法规和政策，建议尽快予以完善，进而促进地方政府和企业贯彻落实国家调整经济结构、转变发展方式的政策措施。”

  也就是说，节能减排审计，要算的不单单是经济账，更要算一算环境账、资源账、社会效益账。

  作为一个经济、文化、人口大省，江苏在许多方面一直都走在全国前列。在节能减排课题上，江苏也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。

  来自江苏省经信委和环境保护厅的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“十一五”以来，江苏省单位GDP能耗年年在下降，前四年累计下降17.5%；在减排方面，截至今年6月底，江苏全省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累计减排15.95万吨和30.26万吨，已完成“十一五”减排总目标的109.3%和122.5%，两项指标均提前半年动态超额完成。

  对于节能减排、调整产业体系、转变发展方式，江苏南钢集团董事长杨思明有着一番深刻的理解。作为一位身处“两高一耗”行业的高管，杨思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：过去靠摊大规模粗放式经营的方式行不通了，今后要拼的就是基本功，就是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。

  2009年，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产能过剩的影响，许多钢铁企业亏损严重，南钢集团却依靠降低吨钢综合能耗、吨钢耗新水、自发电等新技术、新工艺，实现利润8亿元，其中7.28亿元来自节能减排的贡献，贡献率高达90%。这个钢产量只在全行业排名第二十一位的企业，却连续数年实现了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全行业第一。

  “行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国家也是。要靠节能降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，靠减排履行社会责任，我们要把眼光看得更长远。”杨思明总结道。

  电煤消耗量是电力行业节能减排的一个重要指标，江苏电网公司通过节能调度，大幅度减少了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。

  据审计署驻南京特派办项目主审杨海荣介绍，节能减排主要靠结构调整、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三种途径来实现。江苏电网公司实施的节能调度，就是一种管理节能的体现。发电1千瓦时，能效高的大机组只需耗煤308克，而小火电厂的小机组需要耗煤350克，后者比前者可以高出14%！江苏电网公司实行的办法是在年初确定各电厂的发电额度，并允许电厂之间实行发电权交易，那些烧煤多、成本高的小电厂就可以把自己的部分发电权转让给大电厂，大电厂再将部分节约下来的成本返还给小电厂。通过发电权交易，那些高能耗的机组就会主动减少发电，这或许比强制性的关停减产要科学得多。

  自“十一五”规划中首次提出之后，节能减排这个词就频频见诸政府公文和新闻媒体报道之中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，尽管节能减排的指标纳入各类考核之中，尽管这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，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，但在政绩和利益的驱动之下，总有许多看似“明智”、“理性”的行为和节能减排的宗旨背道而驰。

  比如，太阳能发电虽然是一种清洁能源，但是要生产太阳能发电面板的主要的组成原材料多晶硅，会产生一种四氯化硅的副产品，它是一种有毒的物质，会对环境能够造成严重污染。由于该种物质回收再利用的成本昂贵，多数中国太阳能厂房均未装设或完全安装相关的回收设备。审计发现，某地方政府违规以土地税收优惠政策引进产能过剩的多晶硅项目，并违规给予土地出让金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。这些违规上马的项目背后，莫不和当地的税收乃至主政者政绩息息相关。出现这样一种现象，主要与体制有关系，要遏制这种利益驱动，必须与各种制度的改革配套同步进行。

  “查问题不是我们节能减排审计的最大的目的，像江苏电网公司节能调度这样好的做法经验，我们在审计中发现了，就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将这样的做法经验推广，这也是对节能减排工作的一个推动。”审计署驻南京特派办副特派员倪志伟说。

  自2007年11月起，无锡市芦村污水处理厂实施了脱磷除氮提标改造工程。由于排放标准的提高，企业增加了深度处理污水的程序和工艺，处理成本有所提高。江苏省审计厅和无锡市审计局通过审计调研，掌握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之后，建议有关部门适当调整污水处理价格，降低企业的负担。审计建议得到了相关主管部门的重视，目前污水处理价格已由0.65元/吨调整到了0.85元/吨。

  2009年以来的两次审计，让南钢集团董事长杨思明彻底改变了对审计的看法。一次是2009年10月，国家审计署4名专家到南钢进行“十大节能工程建设项目”专项审计，在审计南钢“富余煤气发电”项目时，专家们发现电机组在周期性大修时煤气利用不充分的问题，提出了建设备用煤气发电机组的建议。另一次是今年7月开展的烧结机脱硫项目审计，审计人员发现电力行业能够轻松的享受到的脱硫补贴，钢铁行业却无法享受。关于钢铁行业脱硫设施建设运行亟需政策扶持的信息上报后，被江苏省政府领导批示和省政府办公厅采用，目前，8座钢铁脱硫烧结机正在江苏各地建设当中。

  “审计原来并不仅仅是查问题，还帮我们完善内控，呼吁政策，把服务贯穿到了经济建设的所有的环节中。审计的水平在提高，我们对审计的认识也在改变。”杨思明说。

  由于节能减排的专业性很强，此次专项审计的一个特点是，审计过程中外聘了许多行业内的专家参与进来。其实常识告诉我们，审计不能“包打天下”，审计人员只是给提个醒。

  为什么一些地方会违背国家节能减排的精神，顶风上马违规项目呢？为什么一些企业宁愿掏钱罚款也不愿花钱治污？用大局意识、社会责任等概念，能否对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起到约束作用？若无法，是否应该建立相应严厉的问责制度，让这些和节能减排精神背道而驰的行为付出相对应的成本？这些也成了审计人员算账之余关注的焦点。

  比照各地因生产安全或社会事件导致主政官员被问责的先例，显而易见，鲜有官员因违反相关产业政策而被追究责任。

  又如，一些企业宁愿掏钱罚款也不愿花钱治污，其实也符合“理性经济人”的选择。因为若企业收到排污罚款通知，最多花上几十万上百万元，而治污设备和运作成本可能是罚款的10倍以上。惩戒性的问责和处罚的缺失，无疑起到了一个“逆向鼓励”的作用。

  伴随中国GDP总量的持续不断的增加和国际地位的提升，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在增加，特别是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之后，节能减排被赋予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双重意义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对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视程度也是不言而喻的。

  “经济增长有数量而无质量，牺牲环境换取GDP的增长都是得不偿失，这样的观念应该要成为全社会的共识。”黄道国认为，节能减排意义深远，一些地方和主管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，审计可以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，可以反映行业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，提出建议解决体制机制上的问题，而更重要的是，国家从宏观层面上理顺各种矛盾和痼疾，社会从微观层面上对节能减排予以关注和监督。

  这，应当要比一两个部门单兵突进要有效的多。（摘自10月13日《中国审计报》）